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和不被认可的ADD做斗争，不知道自己怎么了。2013年美国人的平均注意力跨度是8秒，2000年是12秒，而金鱼是9秒。所以，我们正在成为“数字时代的金鱼”。就连患有ADD的患者也在不断的下定决心，锻炼意志力。在布朗看来，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ADD是大脑神经延迟或受损而导致的精神疾病。原标题：关注点去哪里了
本报记者/钱伟本文首次发表于2014年6月30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第665期
28岁的赵飞要去“儿童诊所”，这不可避免的给他带来了除了生病以外的一些尴尬。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儿童精神科占据独立空间。看着一群又蹦又闹的孩子，赵飞很难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表现和眼前的孩子有什么相似之处。但医生对——注意力缺失症(ADD)的诊断让他突然觉得，自己大学毕业以来遇到的所有挫折，似乎都有了答案。钱，赵飞主治医师，北京大学美术学院儿童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这位专门研究和治疗多动症的医生，这几年才开始接触一些成年患者。她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成人ADD诊治专家之一。在网上的患者支持小组中，钱的名字不断被提及，他也成为了这个少数民族群体热切寻求的名医。成人ADD患者之所以要去儿科“装嫩”，是因为成人ADD在国际精神疾病分类中并不是单一的疾病。但由于ADD和ADHD是“近亲”，成年人出现注意力问题只能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精神病医院的儿科就医。
被“卡住”的智者2009年底，赵飞再次面临被炒鱿鱼的危险，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中，他因未能按时完成任务而被解雇。这一次，他入职不到五个月，又复发了。面对这个看起来很聪明的年轻人，经理决定再给他一次从写代码到写文案的机会。为了不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赵飞申请了一台不会上网的电脑。尽管如此，他一整天都在电脑前失去了理智，但他仍然不能真正致力于工作。最后，赵飞被开除了。在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中，经理说了一句现在看来相当可以预见的话：“这可能是你的基因问题。”再次失业后，赵飞在家里呆了一年多。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关于Douban.com的“ADD讨论组”，他第一次听说“注意力缺陷障碍”这个词。一开始，他并不认为把个人挫败感归结为一种疾病是“矫情”的表现。直到有一天，一位组员列出了“ADD患者的50种典型症状”。经过对比，他发现其实他遇到了他们40多个。他很惊讶，觉得有必要去医院看看他到底怎么了。第一次就诊，赵飞做了“韦氏成人智力量表”，评分高达126分。据统计，即使智商高于120，也是超常的，在人群中只有5%；高于130的都是极其不平凡的，只有2%。钱说：“各种智商水平的人都可能患有ADD，但能主动就医的患者大多智商高，文化程度高，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接触到ADD的概念，他们会因为学业和事业上的挫折而寻求帮助。”注意力缺失的意识真的是从孩子开始的。患有长期躁动和冲动行为障碍的儿童最初被确定为多动症。20世纪70年代，医学界发现很多多动症儿童根本无法专心听讲和做作业，于是增加了“注意力缺陷”来更准确地描述儿童的这种心理疾病，即“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这些孩子有的只是表现出长期注意力不集中，没有明显的ADHD症状，定义为ADD。长期以来，人们认为ADD是一种只针对儿童的精神疾病。1976年，犹他大学的伍德教授首次报道成人ADD。从那以后，医学界逐渐意识到成人也存在注意力不足的问题。据研究，历史上很多名人，如丘吉尔、莫扎特、爱因斯坦等，都有患ADD的嫌疑。奥运会游泳冠军菲尔普斯和美国Jet Blue航空公司创始人大卫尼尔曼被诊断并承认患有ADD，他们成为患有ADD的人的励志榜样。钱球很想记住，她遇到的第一个成人AD患者是一个在事业上取得小成就的年轻人。病人开了一家公司。他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但他经常失去理智，做事杂乱无章，把生活搞得一团糟。钱球想对他说：“似乎你只有一个工作秘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一个生活秘书。”由于缺乏自我管理能力，ADD患者往往需要有效的、有耐心的人来照顾和监督。这个人一般一开始是家长，然后可能是同学，老婆/老公，或者助理。有些有ADD的人之所以能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幸拥有这样一个“支持团体”。耶鲁大学医学院注意力及相关疾病中心副主任托马斯布朗长期研究ADD/ADHD。今年，他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聪明被卡住》 (Smart但Stuck)，通过他治疗的15名患者的故事，描述了那些智力超群的人的注意力缺失问题。布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70%的ADD/ADHD儿童会把问题带入成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人在童年时期并没有发现有ADD的症状，只是在进入青春期或者成年期，无法应对生活中越来越复杂的挑战的时候。
“现实中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和不被认可的ADD做斗争，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美国估计有4% ~ 5%的成年人患有ADD。考虑到现有成人ADD的诊断标准并不完善，Brown认为这个数字是对实际情况的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