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2016年回到中国时，最让我吃惊的事情之一是全国人民对所谓的“国际教育”和“双语教育”的热情。无论是哪种培训课程或夏令营，再加上双语，价格都可能上涨50%。许多经验有限的年轻外国人可以在教育机构中担任高级职位，因为他们看上去金发碧眼，自然会吸引很多顾客。我无法理解“国际教育”这个大市场。“价值链”中有各种论坛、会议、专家、垂直媒体、深入的市场研究报告、各种中介和商业模式，其次是各种投资机构和投资者。非常热闹。
我见过这么多国家，只有中国有如此美妙的“大市场”。(事实上，这并不完全正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不发达国家也有，但它们没有那么先进。有趣的是，中国独特而巨大的需求也在北美、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催生了一个“大产业”，其中大部分是海外同胞(当然，一些外国人通常被雇佣来保持形象)。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深入理解这一需求，并在风格上满足它。如果你夏天去美国和英国的牛津和剑桥，你会觉得你根本没有出国。人群都是同胞。中国人可能贡献了这些暑期学校(向中国学生开放暑假的外国学校)至少50%的收入。这不是很有趣吗？
从表面上看，国际教育是一种送孩子出国的教育。学习英语当然是有用的。然而，如果你深入探究，你会在嘈杂的表面下发现深刻的悲伤。
在我说一些悲伤的话之前，我有几句话。
首先，我不反对学习英语和出国留学。过去18年的一半时间里，我在美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受益匪浅。当然，我不反对外国人。美国有大量受人尊敬的思想家、学者和实践者。我还有许多美国同事、老师和朋友。我不反对开放和交流，相反，我是他们中的积极倡导者。
第二，我不反对中国的国际学校。我认为国际学校，尤其是真正高质量的国际学校，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的教育理念和实践。良好的教育必须多样化。这些国际学校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和多样性，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我不反对那些送孩子去接受“国际教育”的父母，包括那些为了孩子的教育而把自己变成“假外国人”的父母。因为对于一个单一的家庭来说，不管他们的个人事业有多成功，每个人都没有能力与教育系统和环境竞争，所以如果你不想走“主流”的应试教育道路，你必须想办法走“其他道路”。由于如此大的环境，国际学校和国际教育也成为了一个大市场。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应该禁止国际学校或将它们变成另一种“公立学校”。但是要真正做好我们自己的教育，让我们自己的人民满意，让每个人都愿意选择离开自己的孩子在家接受教育。
那为什么会悲伤？因为我们离这个“好”还很远。
1
中国孩子最好的教育在哪里？
在许多教育论坛上，我问过有多少人打算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外，而现场举手的人数超过50%。我接触过许多社会精英和杰出人士，包括大学教授、学者、医院院长、科技公司创始人和投资者。几乎100%的孩子要么已经在国外，要么准备被送出去。此外，我们系统中的许多教育专家，包括高考改革专家、大学教师、教务长和儿童也在国外。在知识精英中，似乎有一种共识，即最好的教育在国外。
▲数据来源:国际教育研究所
我不是在谈论批评或意识形态。因为回到上面的陈述2，我说如果个人能够在教育系统中竞争，他们只能用脚投票。
只有退一步说，我们是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的大国，但我们的社会精英普遍认为，最好的教育是在一个与我们的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不同的国家。这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假设性的类比，你能想象英国的社会精英(大学教授、医生、科学家、企业家)相信他们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在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吗？
只有我们才能教育和传承中国文化，所以中国孩子最好的教育应该在中国。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但现实离这里仍然很远。
2
我们送出去的孩子们怎么样了？
也许“最佳教育”的愿景还远未实现。对美国来说，中国是外国学生的最大来源。我们每年有超过300，000名学生去美国(相比之下，每年大约有15，000名美国学生来中国，占我们的5%)。
▲数据来源:福布斯统计
这里的大多数学生都是中国父母，他们支付全额学费，并为美国贡献了大量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420亿美元)。此外，这里没有更大的数字，那就是在美国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生活和学习的费用。这在中国的归国人员家庭或中国的企业家家庭中是很常见的，有专门的词叫做“月之父”和“季节之父”，即父亲每月飞往美国一次或每季度看望孩子一次。中国科技企业家为子女的教育支付家庭搬迁的代价是非常普遍的。但孩子在这样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是另一个代价。同样，我也无意批评这些家庭选择。这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这只是不完美方案中相对较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中国人已经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我们送出去的孩子们怎么样了？答案是，不太好，至少与我们的投资相比不值得。
更不要说那些在美国挥霍父母财富的中国富二代的孩子，甚至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进入名校的孩子，情况并不乐观。我和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谈过，提到在藤本学校，中国儿童的抑郁率高达40%。最近，清华中学前副校长辛颖(音译)表示，耶鲁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学生因各种原因无法完成学业。我们只看到有多少孩子被各种高中和海外学习咨询机构推荐去精英学校，但那些被送出去后有问题的孩子要么不知道问题，要么，如果他们知道了，就被社会压力和其他各种原因压制住了。最终，只有孩子自己和他们的父母知道痛苦。
3
毕业后怎么样？
我们自尊的国际教育强调国际视野和领导力。结果如何？恕我直言，这只不过是把一些合格的农民工送到国外。
北美是麦肯锡最大的市场。2015年，当我离开帕洛阿尔托办公室加入盖茨基金会时，北美有600多个合作伙伴，但只有两个像我一样在中国大陆接受本科教育。但我只算了一半，因为我选择了北京的一个合作伙伴，并调到了美国。后来，我和她都离开了。在那段时间里，中国人的数量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零。
你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没有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力量。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但是北美的中国人肯定很熟悉印度的例子。两者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样的母语不是英语(认为印度人的母语是英语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大多数在本国接受本科教育后去美国的印度人也是如此。他们的情况如何？
我在麦肯锡工作期间，15%的印度合伙人都接近100岁！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高级合伙人(高级合伙人是在超过六年的合作关系后挑选出来的)，包括几个重要行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地区办事处负责人(从医药、技术到政府服务——以美国政府为客户)，更不用说麦肯锡的三届(九年)全球总裁，他也是一名印度人，本科生是一名印度人，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然后移居美国。但这真的感觉像是拉杰什、桑德普和尚塔诺无处不在！
麦肯锡以外的情况也是如此。
科技公司方面:谷歌的桑德尔·皮帅、微软的塞特亚·纳德拉、Adobe的尚塔努纳扬、全球铸造公司的桑杰贾(前摩托罗拉移动和高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软银的尼科什·阿罗拉、思科的首席技术官、帕德马斯利勇士(一位印度女性，曾是摩托罗拉的首席技术官)和太阳微系统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维诺德·科斯拉都是硅谷著名的老板。他们也是从印度本科毕业后来到美国的。
消费品行业的百事董事长英德拉·努伊(Indra Nooyi)已经执掌多年。在金融行业，万事达首席执行官阿雅班加；Vikram Pandit花旗银行前首席执行官；还有伯克希尔·哈撒韦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吉特·贾因。
在主流商学院和大学的院长中，印度人无处不在。自2010年以来，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院长一直是印度裔拉凯什·库拉纳人。同年，印度裔的尼廷·诺利亚成为哈佛商学院院长。同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苏尼尔·库马尔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院长。迪帕克·贾恩于2011年成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他担任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院长长达8年。2012年，印度理工学院(IIT)毕业生成为康奈尔大学商学院院长。
在上述所有细分市场中，中国的可比数字为零。
看看世界前100强企业，如果不算中国国有企业，在中国大陆有教育背景的首席执行官也是一个零资本。你说我们在谈论国际教育是什么意思？
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教育市场”和被摧毁的精英工作场所之间缺少什么？
我写印度人不是为了挑起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冲突或竞争，因为你知道吗？我也喜欢印度人！
在我在帕洛阿尔托办公室的两年里，像所有的合伙人一样，我必须对顾问进行职业发展和绩效评估。由于帕洛阿尔托主要为科技公司服务，我们的顾问中印度人的比例甚至更高。那一年，我负责对四个印第安人的评估。
我们进行评估的方式是与他们工作过的每个人谈论他们对技术顾问的反馈、技术顾问的优势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此外，应该有例子，证据和相互确认。最后，作为合作伙伴，我形成了对助教下一步职业发展的评价意见和建议。当时，经过一轮会谈，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我也喜欢这些印度孩子。如果我有一个项目，我也希望让他们进入我的项目。他们有主观能动性，想法多，分析能力强，情商高，能主动为顾客考虑，有创意的想法，也能以顾客可以接受的形式提出，把顾客团结在一起做，这样的员工，哪个领导不喜欢？
所以要问的问题是，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在美国的中国人经常有几片遮羞布:我们的英语不好，印度人会奉承，中国的前辈不会给力。穆特在第《三块遮羞布》条中写道:
1)不是我们的“英语”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洞察力、没有逻辑、没有激情、没有勇气”；
2)并不是“印度人会巴结别人，奉承别人”。这是因为他们愿意思考公司的主要问题，参与讨论并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我们把自己定义为“技术工人”，并且尽我们所能用尽可能多的钱去做。
(3)并不是“中国前辈没有给予力量”，而是我们没有重视师生关系的构建和维护。
拥有这些就是“领导力”。领导的核心不是技术技能，而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团结协作能力、勇气、勇气和爱心。领导力基于个人透明度。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教育教会了更多透明的人。这是核心。让我们来看看谷歌首席执行官“劈柴”和微软首席执行官塞特亚·纳德拉的历程，这两个人都备受尊敬和钦佩。
当我第一次去印度时，我感到非常优越。与中国相比，这里真的很乱。印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但印度文化的多样性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普遍的。这就是为什么乔布斯去印度探索他的内心。
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的文化没有被很好地学习，我们的基础也不深。此外，我们有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经验和英语教育。教育的方向是向外看，而不是向内看
“国际教育”的起源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的人去不发达国家甚至殖民地国家为他们的孩子上学的教育。这当然很有价值。我们已经看到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实践。然而，这样的学校本身并不适合大量中国儿童的“国际教育”。
至于英语，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学习人口(嗯，3亿，比美国的人口还多)。然而，我们还远远没有培养出世界舞台上的领导者。因为国际教育不仅仅是学好英语(当然，这很重要)。除了好的语言之外，它还需要观点、洞察力、对观众的理解、讲故事以及“叙事”的形成。(它可以被翻译成“叙事风格”。老实说，这个词本身有着深刻的含义，以后会写出来。就能力而言，一个人不仅要有技术能力，还要能关注重大问题，有领导能力，有同理心。如果你不注意这些大问题，好英语只不过是工作能力。
最近，清华大学建立了全球学生能力中心。我很荣幸被邀请成为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该中心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本地国际化培训”，对此我非常赞同。
什么是全球竞争力？该中心有以下模式。有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层面，包括道德和责任、自我意识和自信。一是人际层面，包括开放与尊重、沟通与合作。最后是认知层面，包括世界文化和全球问题，以及语言。事实上，核心是前两个方面。语言和主题是外壳。没有前两者，它只不过是华丽的语言、华丽的辞藻和被动的水。
那天我们在清华讨论的问题是，这三个方面应该从K12基础教育阶段开始。这是教育的本质，而不仅仅是国际教育需要做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到达大学，很多方面将很难受到影响。我们希望在这个国家做的是让我们的孩子更早开始这个过程。从我们的课程体系来看，我们实际上同意清华提到的内容。
2.我们自我认知的偏差
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限制都是我们内心给予自己的限制。一个不想成为领导者的人不能让你有一天成为领导者。教育中的“实用性”和“标签性”的指导实际上损害了我们每个人在自我认知中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如果你认为考虑公司的战略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与人交谈是“浪费时间”，为领导考虑问题是“奉承”，你可以看看我在《一诺：为什么每个女性， 都应该当领导》中的一些想法。
有了这样的自我意识，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想法，不仅我能在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能告诉外国朋友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事实上，在全球竞争力上，美国的主流教育也很欠缺，尤其是对中国的了解。然而，家庭是世界上第一个，所以他们有暂时不学习的资本(但这最终将是一个大问题，美国的精英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这些年写的《了解中国》是为了在工作层面上向外国同事介绍中国。在谈论中国三年之后，可以说它仍然有效。(背景回复“中国”可下载)。今年，我带着基金会的最高领导层来到北京，在中国举行了一次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并且能够进一步促进基金会业务的各个方面与中国的合作。
今年，我们还在加州硅谷开设了一所分校。我们的长期目标是促进美国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并在良好的全面教育的基础上用好的方法学好汉语(美国的整体汉语教育太差，现在说不出来)。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们美国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在北京分享:《听，他们在讨论一些教育的本质问题……》。
3.国际教育不是“首要任务”，而是关注外围。
当我们提到“国际”时，我们会想到西装和鞋子、镁光灯和高层建筑。但这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国际化”关注的是边缘问题和边缘群体。
最近，一位本土教师参加了上海课程改革中的语文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培训。我非常非常感动。有人提到，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老师大多喜欢举手最快的学生，但好老师应该关注班上的每一个学生，尤其是“落后”的学生。因为学习是每个学生的权利。如何注意？更不用说所谓的后进生了，用佐藤学的话说，就是“粗心大意”。用温暖的眼睛，它让孩子们知道老师关心你。这种“粗心”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一个人怎么会不被对孩子的尊重所感动呢？
除了边缘的“人”，还有边缘的问题。牛津罗德奖学金是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奖学金。它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为世界而战”。罗德斯大学毕业生最大的目的地是媒体，媒体是“不讨好”的无冕之王。这种担心实际上与我们在儒家思想中的承诺和理想主义是一致的。这是真正的“国际教育”应该有的背景色。
昨天，WISE 2018世界教育创新奖宣布，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资助的“一村一园计划”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中国项目。它名副其实。中国贫困山区的幼儿园是最“国际化”的项目。
最后，在中国国际教育的热情中，我成为一所本地学校有点不切实际。这并不是说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孩子出国，甚至去著名的学校。如果我想挣钱，做英语培训，出国寻求指导，有很多“简单”的方法。然而，我们出生在这里，在这里长大，看到了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我们不仅能为我们的孩子找到出路，而且总是觉得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来开始这样的探索。尽管有许多困难，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接班人能说他们在中国接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