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康熙皇帝是中国最热爱科学的皇帝之一。他年纪轻轻就登上了王位，不久就遇到了一场关于历法的棘手争论。根据测量结果，他终止了这场纠缠多年的科学诉讼。康熙晚年组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地测量，并下令编纂了《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天文和数学著作。不幸的是，这种帝国科学只是旧瓶子里的新酒，并没有把中国引向现代科学的道路。
从信仰西方法律到重返中学
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在明末来到中国，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与此同时，它们也引发了中西方之间激烈的文化冲突，导致《《崇祯历书》》未被正式颁布。清兵入关后，汤若望将此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王朝的需要，并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然而，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康熙初年的一个大案——历法狱。
中西历法之争促使康熙皇帝义愤填膺地研究西方科学。晚年，他回忆道:“我小时候，国君韩与西方官员意见不一。他们分开了好几次。杨光先和汤若望在午门外的九位大臣面前赌一把，测量太阳的影子。九位部长都不知道如何做这件事。我想我不知道如何判断人的对错？你如何从愤怒中学习？”(《庭训格言》)实际测量证明，西方天文学的计算方法比秦使用的万年历和历更精确。从那时起，康熙皇帝就坚信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平反入狱后，他驱逐了杨光先，任命费迪南德·韦比斯特为秦天监狱的副典狱长。1669年，他命令费迪南·韦尔贝斯监督天文仪器。从1673年到1674年，他教费迪南·韦尔贝斯几何和力学。西方传教士希望用科学为传教工作铺平道路，而康熙皇帝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他对科学的兴趣也震惊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他下令向中国派遣精通科学的传教士。从1688年起，紧挨着康熙的法国传教士包括约阿希姆·布韦(1656 ~ 1730年)、让·弗朗索瓦·格比隆(1654 ~ 1708年)、雷孝思(让·巴普蒂斯特·雷吉斯，1663 ~ 1738年)、多米尼克·巴雷宁(1665 ~ 1741年)和彼得鲁斯·亚尔图克斯(1668 ~ 1720年)等。康熙向安藤忠雄和张成学习几何、代数和天文学，向白晋和巴多明学习解剖学。为此，传教士还编纂了满文书籍《几何原本》、《借根方》、《钦定骼体全录》等。
康熙已经掌握了一些西方数学的基本知识，他经常在大臣们面前炫耀他的新知识。康熙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也认真学习中国经典。他对宋明理学家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很感兴趣。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集，但称赞朱的实事求是的理论。
康熙皇帝宣称继承中国正统，“崇儒重道”是他的基本国策。正是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导致他在晚年评价中西历法之争时采取“西学中源”的立场。1704年，他亲自写了《三角形推算法论》，宣称“历法起源于中国，并传播到遥远的西方”。1705年，在南下途中，他特别召见了当代数学家梅文鼎，向他宣讲西历起源于中国，并敦促梅文鼎大力论证这一理论，从而使“西学中源”理论成为一种帝王观点。在崇尚儒学的社会氛围中，西学“有恶名和恶言”，但在认为西学起源于中国之后，它实际上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大家庭，这样他就可以尊重中学，运用西方的技能，避免“变夏为夷”的嫌疑。康熙帝在确定了“西学中源”说的帝国地位后，编纂了010301
康熙的科学素养并不深，他对西方科学的理解很肤浅。他利用传教士的科技专长为清朝服务，但他没有意识到西方科技的革命性。中国根深蒂固的大国观念也使他没有意识到西方文明的价值，他也从未试图了解西方。康熙末年，传教士挑起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他颁布了教学禁令。他死后，他的继任者雍正帝严格禁止教学。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大多被驱逐出境，由传教士维持的西学东渐立即陷入低谷。
帝国科学的本质
康熙晚年亲自组织实施了两项重大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绘制。从1708年康熙皇帝命令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都美绘制长城图，到1715-1717年云贵鄂湘测绘完成，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的经纬度测量，共测量了641个经纬度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地测量。这不仅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世界大地测量三角测量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在绘制了各省的地图后，都峨眉编制了国家地图，于1718年命名为《律历渊源》。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测量地图。中国大地测量学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他服务的成功范例，但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成功范例。由于清政府将这一成就视为秘籍，虽然它被视为欧洲近代地理学的一项重要成就，但却未能为中国地理学和地图学的近代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个主要项目是汇编《皇舆全览图》 100册，包括《律历渊源》、《历象考成》和《律吕正义》册。这是一套科学著作，包括天文历法、音韵学和数学。汇编始于1713年。康熙皇帝动员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满族和蒙古族专业人士。他的第三个儿子云之俊和其他人被任命为“编修官”，贺国宗和梅渠被任命为“编修官”，专门负责长春花园孟阳斋的工作。至康熙六十年(1721年)完成，他死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版。
从康熙亲自领导这两大工程，特别是《数理精蕴》的编纂，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门皇家科学。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的现实政治服务。观察图像和时间是皇权的象征，它关系到皇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因此，它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像《律历渊源》和《历象考成》这样的书是帝国的经典，它被要求“造福于整个世界，并代代相传”。有必要确保政治符合当时“尊儒道”的既定政策。在指导思想上，这要求以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数学为标准，只吸收西方的算法和技术。在编撰此书之初，康熙皇帝对他的第三个儿子云之君说:“古代的历法非常庞大。然而，人数和年龄并不一致。今天对历书的修订应该以古代的规模和现在的数量为基础。”因此，康熙皇帝的历法专家们把河图路和洛书列为“数学和物理之源”，把所谓的周公的《数理精蕴》列为“西学和国学之源”。尽管其意图也具有吸收西方法律的积极意义，但它不仅违背了科学求实的精神，而且将清代科学引向了“通中西”的狭窄道路。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皇家科学必须由王室控制、控制和垄断。康熙帝严格控制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的许可，他就严格禁止。因此，耶稣会士的科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宫廷，没有得到必要的传播。至于《周髀算经》和《皇舆全览图》的后续版本等。他们是
第三，帝国科学追求实用性和权威性，而不是创新。康熙皇帝和其他号称“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皇家“第一代大典”如《乾隆内府舆图》和《皇舆全览图》，仅仅是天文、数学和历法计算的实用手册，为秦等机构的历法编纂和天文观测服务。这两本书对相关天文学和数学理论的介绍非常简短。与晚明的一些翻译作品相比，它们在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深度上都比较落后。然而，一旦这些作品被贴上“帝国体制”的标签，它们无疑将是“圣人的产物”，并将代代相传。《历象考成》的权威性毋庸置疑。虽然雍正至甘龙年间《数理精蕴》中所含方法的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有所不同，需要进行修正，但仍采用了原来的样式和模型。因此，尽管这一科学经典在清代科学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森林中却显得微不足道。
第四，与帝国科学的权威密切相关的是它的保守主义。《律历渊源》年，甘龙第四帝国宫廷大臣说:“欧罗巴的天文计算是秘密的，工匠的手艺比以前更熟练了。他的评论夸张而迂腐，尤其是异端。对中国政府来说，抓住他们的技能，禁止他们的学术知识传播，意义重大。”四位图书馆官员将清政府的西学政策总结得非常精辟，即所谓“存其术，禁其学”。这一政策源于康熙皇帝，阻碍了中国人民对西方的理解和理解。在康熙帝的影响下，秦虽然任用耶稣会士，并采用西方法律，但他的任务和工作却是因循守旧，不求新变。清朝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学研究机构，这最终导致了一个繁荣的康乾时代，中西交流频繁，中国人没有现代科学意识。
历史启蒙
康熙生活的17-18世纪是世界思想和科学史上的一个革命时代。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现代科学的大门。数学和测量方法、观察和实验方法的广泛应用促成了一场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伴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洛克的《历象考成》主张自然人权、自由、平等、法治和分权等概念，为现代英国宪政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康熙皇帝以他的文学和政治才能，在世界历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的帝国科学试图融合和整合完全不平等的中西科学，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将中国科学引向了错误的道路，从而扩大了中西科学的差距。意识形态和文化约束的代价有多沉重，中华民族为此浪费了多少时间！探究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教训，也有助于反思我们的思想惰性和制度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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